那幅《破晓》被挂在正中央，金色的打光从左上方斜斜打下来，晨光乍破的意象在灯下显得格外清醒，格外锐利。

但不是原来那幅。

原来那幅，已经被苏可可毁了。

这幅，是我在巴黎闭关一个月，一笔一笔重新画出来的。

颜料是顾廷宴给我的，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，和我母亲留给我的那些绝版颜料几乎一模一样。

两幅画虽然构图一模一样，但这次的《破晓》，画面中心的光更亮，更烈，像是从黑暗深处用力撕开的一道口子，带着某种刻意为之的决绝。

我自己知道，它和原来的那幅，已经不是同一件东西了。

原来那幅里，我爱着一个人。

这幅里，没有。

“初晓，卡莱尔画廊的负责人安德鲁先生来了，说想跟你确认一下明天开幕式的流程。”

助理推开门走进来，手里夹着一叠文件。

我收回视线：“请他进来。”

巴黎这三个月，我过得比预期要忙碌。

画展的筹备、与欧洲各大画廊的洽谈、本地媒体的采访排期，几乎把我所有的时间都填得密不透风。

有时候，我会在凌晨三点坐在画室里，对着一张空白的画布发呆，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。

但我很快就能告诉自己——不要想了，去睡觉。

我不是不难过，我只是已经精疲力竭到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难过了。

九月底，林悦从北京飞过来，带了两箱我爱吃的零食，还带来了一些国内的消息。

我们坐在公寓的小阳台上，喝着从街角咖啡馆买回来的热可可，她状似随意地说：“听说裴照寒最近挺惨的。”

“研究所资金断了，逢人就要低头求投资，以前那帮朋友也都作鸟兽散了。”

我喝了一口热可可，没有说话。

林悦侧过头看我：“你真的一点都不心疼？”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那是他该得的，自己的选择，总要自己承担后果。”

林悦盯着我看了半晌，叹了口气：“晓晓，看来你是真的想通了，我还怕你是一时赌气，最后又会回到之前。”

我低头看了看杯沿，摇了摇头：“不会了，我已经执着了太久了。”

“这次放手，便再也不会回头了。”

我望着远处橘红色的屋脊线，心里平静得出奇。

这种平静，不是麻木，不是压抑，而是一种真实的、落了地的安静。

开幕式定在第二天下午三点。

我穿了一件深酒红色的绒面西装裙，头发盘起来，耳边挂着一对细金圈耳环，妆容干净利落。

画廊里很快就聚满了人。

法国本地的藏家、艺评人、媒体记者，还有几个来自国内的知名收藏家，把原本就不算宽敞的展厅挤得人声鼎沸。

我在人群中周旋应酬，说英文，偶尔说几句磕磕绊绊的法文，对方便会礼貌地发出一阵轻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