姜寻第一次见到裴衍之的名字，是在一本落了十年灰的《诗经》里。那是2021年的事了，

她刚过完三十岁生日，在北京朝阳区租的那间次卧还没到期，

但工作先到期了——她供职的那家民营出版公司因为资金链断裂，一夜之间关停了所有业务，

连遣散费都没凑够，三十几个编辑在工位上坐了整整一天，最后各自抱着纸箱走了。

姜寻是古籍编辑室的，干了六年，经手过二十多本书，拿过一次“中国最美的书”的设计奖，

但这在资本面前一文不值。她投了四十几份简历，不是石沉大海就是面试完没了下文。

有一天半夜三点她躺在床上刷手机，刷到一条来自老家房子的短信，

是她家楼下开面馆的邻居阿萍发的：“阿寻，你妈那个书店可能要拆了，你快回来看看吧。

”她盯着那条短信看了很久，久到屏幕自动熄灭了，

黑暗中只剩天花板上有路灯透进来的微光。她想起那间书店。那是在浙东一座小城的老街上，

两层木结构小楼，一楼卖书，二楼住人，是她母亲一个人撑了二十年的店。

母亲五年前去世后，书店就一直锁着，门板上的漆一片一片地剥落，

像一个人慢慢脱下了旧衣裳。她每年清明回去扫墓，路过书店门口会站一会儿，但从不进去，

因为她觉得一打开那扇门，母亲的气味就会扑出来，她会受不住。

但拆迁的消息来得太突然了，她不得不回去。十月的浙东下了场小雨，

老街的青石板路湿漉漉的，映着灰蓝色的天。姜寻拖着行李箱从巷口走进去，

两边的店铺大多关了门，只有一家裁缝铺和一家杂货店还开着，门口坐着老人在打盹。

书店在巷子的最深处，隔壁是一棵老槐树，树冠遮住了半个门脸。她站在门口，

发现门板上的锁已经被人撬了，虚掩着，门缝里透出一股发霉的纸张味。她推开门，

屋里很暗，空气中弥漫着那种陈旧的、混合了纸浆和灰土的味道。电闸在她身后墙上，

她拉了一下，头顶的白炽灯泡闪了几下，亮了，发出微弱的嗡嗡声。

书架上还是五年前的样子。左边墙是文学类，右边墙是社科和历史，

中间几张长桌摆着新书和畅销书——当然五年前的新书现在已经不新了，

那些塑封还没拆的书脊上蒙了一层灰，像长出了一层灰色的绒毛。姜寻慢慢走过每一排书架，

手指轻轻拂过那些书脊，有些书她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，

有些书她还能想起母亲跟她说的话：“这本卖得不错，我又补了五本。”“这本太深了，

放了两年还没人买，我明天调到角落里去。”她走上二楼。楼梯是木质的，踩上去吱呀作响，

声音在寂静的老屋里显得格外清晰。二楼的格局很简单，一个客厅，两间卧室，

厨房和卫生间。客厅靠窗的地方放着一张书桌，桌上还摊着一本没看完的书，

书签夹在三分之一的地方，是一只干枯了的枫叶，颜色已经从红变成了褐。

那是母亲最后翻过的书，姜寻记得那本书，陈映真的《将军族》，

母亲翻到的那一篇是《乡村的教师》。她站在书桌前站了很久，最后拿起那只枫叶，

轻轻地放在手心里，合拢掌心，像是握住了什么。楼下有人喊她：“阿寻？阿寻回来了？

”她探出头去，看到阿萍站在书店门口，围裙上还沾着面粉。阿萍比她大十几岁，

但看起来像五十几的人了，脸上全是操劳的痕迹。她冲姜寻笑了笑，

露出两颗金色的假牙：“我听隔壁老胡说有人进了书店，一猜就是你。你瘦了，

在北京没好好吃饭吧？”姜寻下楼，

阿萍拉着她的手上下打量了一番：“今年三月街道办来人贴了拆迁通知，

说这一片老城区要改造成商业街，所有老房子都得拆，补偿款按面积算。

你这书店加住宅总共一百二十平，能拿不少，但你这几年一直没回来，拆迁办的人找不到你，

就先把门锁撬了，说要评估。你回来就好，明天赶紧去街道办问问。”姜寻点了点头，

环顾了一下四周：“阿萍姐，这些书，拆迁之前怎么办？”阿萍愣了一下：“你还要这些书？

”她笑了笑，没回答。那天晚上姜寻没有住酒店，就在二楼的卧室里睡了一晚。

床上的被褥是五年前的，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，硬邦邦的，

翻身的时候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。她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凌晨两点的时候索性起来，

打着手电筒下到一楼，坐在柜台后面开始整理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处理掉的书。

她先从柜台下面的抽屉开始清。那些抽屉是母亲的领地，

里面塞满了各种杂物——进货单、便签纸、圆珠笔、橡皮筋、几枚硬币，

还有一个牛皮纸信封。信封没有封口，她抽出来一看，里面是一沓泛黄的信纸，折得很整齐，

最上面的那张抬头写着：“敬爱的书店主理人。”她愣了一下，打开来看。信是用钢笔写的，

字迹非常漂亮，行楷，笔画之间有明显的提按顿挫，一看就是练过的。

信的内容不算长：“你好，我是一名退休教师，住在本市。

大约二十年前(如果我记忆准确的话，应该是2001年到2003年之间)，

我曾在贵店购买过一套三册的《诗经》译注本，后来我不慎遗失了其中的下册。

那套书对我有特殊的意义，我在上面做了大量的批注。如果那套书还在贵店，

或者您知道有谁买走了它，可否请您帮我留意一下？我愿出高价回购。

附上我的电话：139。裴衍之。”信上的日期是2016年3月12日。姜寻看了看信封，

没有邮戳，说明是直接送到店里来的。她又在抽屉里翻了翻，没有找到那套《诗经》，

也没有找到任何与裴衍之有关的线索。她把信重新折好放回去，

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母亲有没有跟她提过这件事。2016年她还在北京，一年回不来两次，

母亲在电话里从来不聊店里的事。第二天一早，她去了一趟街道办。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姓孙，

是个四十来岁的胖男人，戴着金丝眼镜，笑容很职业。他告诉姜寻，

拆迁补偿方案已经定下来了，每平米按当地二手房均价的一点三倍补偿，

加上搬迁奖励和过渡费，总共大概能拿到一百二十万左右，签字后三个月内搬离。

“一百二十万在市区能买一套七十平的老房子，够住。”孙主任推了推眼镜，“你考虑考虑，

最晚下个月底要答复。”姜寻没有当场答复。她回到书店，坐在门口的台阶上，

看着对面那棵老槐树发呆。老槐树很高，树冠像一把巨大的伞，枝叶间有阳光漏下来，

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她想，一百二十万在北京连一个厕所都买不到，但在这里，

她可以重新开始。可是，重新开始什么呢？她忽然想到了那封信。裴衍之。

一个为了遗失的下册《诗经》写了信、留了电话的退休教师，

一个手写行楷写得那么好看的人。她掏出手机，按照信上的号码拨了过去，响了三声，

有人接了。“喂？”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，很温和，带一点本地方言的尾音。

姜寻愣了一下：“你好，请问这是裴衍之先生的电话吗？”那边沉默了片刻：“是的，

但我父亲五年前已经去世了。我是他儿子，裴衍之是我父亲的名字。”“抱歉，

我不知道……”姜寻有些语无伦次，“我是老街口那家书店的，叫‘寻书舍’，

我母亲以前经营的那家。我收到了一封您父亲写给书店的信，关于一套《诗经》，

我想帮他找找看，所以打了这个电话。”又是一阵沉默。然后那个男声说：“你等等，

我下午过去。”电话挂断了。姜寻盯着手机屏幕上的通话记录，忽然有些恍惚。五年前，

她母亲去世的那一年，裴衍之来过店里送信，而如今裴衍之也不在了。两个素未谋面的人，

因为一套《诗经》在时间里擦肩而过，像两条平行线被一本书折叠在了一起。下午两点多，

一个男人出现在书店门口。他三十出头的样子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质衬衫，袖口挽到小臂，

露出一个瘦削的手腕。他的五官跟那封行楷信有些神似——眉眼舒展，

有一种不紧不慢的气质。他站在门槛外面，没有急着进来，而是抬头看了看书店的门匾，

“寻书舍”三个字是姜寻母亲二十年前请人用隶书刻的，木头已经开裂了，但笔画还能看清。

“你是姜寻？”他问。“你是裴衍之的儿子？”男人点了点头：“我叫裴远声。

”姜寻让他进来，带他看了那封信。裴远声接过信，没有看内容，只是摸了摸信纸的质地，

然后翻过来看了看信封上写的字：“这确实是我父亲的笔迹。”他把信封贴在鼻尖闻了一下，

“他还活着的时候的习惯，写完信会用一点松烟墨，墨的味道能留很久。

”姜寻看着他这个动作，有些动容。她问：“你父亲很想找到那套《诗经》吗？

”裴远声把信放回桌上，沉默了一会儿：“他惦记了十几年。那套书是我爷爷留给他的，

他在上面做了很多批注，后来借给一个学生，学生还回来的时候下册就不见了。

他不好意思追问，以为是学生自己搞丢了，也不好意思让人家赔。后来学生毕业了，

书也没了下落。他找了很多年，去过好多旧书店问，最后想到你们家，

因为那套书当年是他在你们店买的，他还记得是柜台后面那个短头发的老板娘调货给他买的。

”姜寻听了，眼眶忽然有些发酸。她想起母亲那张脸，齐耳短发，戴着一副老式的金丝眼镜，

笑起来眼睛弯弯的。她从小在书堆里长大，对书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爱，

如果她知道有人在找一套丢了十几年的书，她一定会翻遍整个仓库去找。“我帮你找。

”姜寻说，声音不大，但很坚定。裴远声看着她，眼睛里有一种她读不懂的神情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说：“你不用勉强，都这么多年了，说不定早就没了。”“不会的，

”姜寻说，“我妈从来不扔书。她的每一本书都有记录，如果那套《诗经》还在，

我一定能找到。”裴远声说了一句“谢谢”，没有再坚持，转身要走。走到门口了，

又回过头来：“对了，拆迁的事我听说了。这条老街上的店都要拆，

你这书店……准备怎么办？”姜寻想了想：“先把书处理了再说。”那天晚上，

姜寻正式开始整理书店的库存。她从一楼最后一排书架开始，

一本一本地清点、分类、录入系统。母亲留下的进销存账本还在，用的是最原始的手工记账，

蓝色圆珠笔写在发黄的格子纸上，

每一笔进货都记得清清楚楚——日期、书名、出版社、数量、进价、售价。

她翻到2000年到2003年之间的记录，

找到了那套《诗经》的信息：2001年6月8日，进货一套三册，中华书局版，

程俊英译注，进价28元，售价45元。没有售出记录。

这说明这套书要么是被人买走了但没有记在账上——这种情况在街边小书店里非常常见，

顾客付了现金，店主随手把钱扔进抽屉，有时候就忘了登记——要么是压根没卖出去，

一直待在某个角落里。姜寻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，把书店里所有的书都翻了一遍。

她从一楼翻到二楼，从书架上翻到仓库里，从仓库里翻到阁楼上。阁楼在房子的最顶层，

是一个尖顶的储物间，堆满了落灰的纸箱和旧书。她爬进去的时候，灰尘呛得她直咳嗽，

头顶的灯泡只有十五瓦，昏黄的光线下，她看到十几个纸箱码在一起，

箱子上都用黑色的记号笔写着字，有的是“库存处理”，有的是“破损书”，

有的是“待退”。她打开第一个箱子，里面全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畅销书，封面已经发黄，

书脊上的胶水干了，一碰就掉页。第二个箱子是教材和教辅，

高一的数学、高二的物理、高三的英语，全是二手书，扉页上还写着上一个主人的名字。

第三个箱子是杂志，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《故事会》，叠得整整齐齐，像一段凝固的时光。

她打开第四个箱子的时候，心跳忽然快了起来——那里面全是古籍类的书，

而且大多是中华书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老版本。

《论语译注》《孟子译注》《庄子今注今译》……她一本一本地翻过去，每翻一本，

心里就凉一分。翻到箱子最底下的时候，她的手碰到了几本薄薄的、用塑料纸裹着的书。

她把塑料纸拆开，是三册书，浅绿色的封面，上面印着“诗经译注”四个字，

下面是一行小字“程俊英译注，中华书局出版”。她翻开上册的扉页，

上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：“赠衍之，父，1995年秋。”字迹苍劲有力，

墨水的颜色已经褪成了铁锈色。姜寻捧着那本书，手在发抖。她又翻了翻，

在每一页的空白处都看到了密密麻麻的批注，有些是解释词义的，有些是引经据典的，

还有些是抒发感慨的。其中一页批注用的是朱砂红墨，写的是：“‘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

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’人之一生，不过如此。少年离家，归来已是白头。行道迟迟，

载渴载饥。我心伤悲，莫知我哀。”批注后面没有署名，也没有日期，但姜寻几乎可以确定，

这是裴衍之的字迹。那笔画间的提按顿挫，那种行楷的韵味，跟那封信上的一模一样。

她翻了几下第三册——下册，就是裴衍之弄丢的那一册。这册书上的批注比前两册更多，

几乎每一页都有两三处，有些地方还用不同颜色的笔反复标注，像是翻来覆去地读了很多遍。

在下册最后一页的空白处，有一行最大的字，用的是毛笔小楷：“此书三册，本为一体，

犹吾与父与子，血脉相续。今失下册，如失一臂。夜不能寐，辗转反侧。书犹如此，

人何以堪。”姜寻把这三册书抱在怀里，坐在阁楼的地板上，

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浅绿色的封皮上。她想到裴衍之先生，一个素未谋面的老人，

用十几年时间寻找一本丢了的书，不是因为它值多少钱，而是因为那是父亲送的，

上面有他的批注，有他的情感，有他割舍不断的记忆。而这种情感，

她太懂了——就像她为什么不敢打开书店的门，不敢上二楼，不敢碰母亲留下的账本，

因为她怕一碰就会碎，碎了就再也拼不回来了。她拿出手机，

给裴远声发了一条短信：“找到了。”回复来得很快：“真的？”“真的。

你什么时候方便过来看？”“明天上午。”第二天一早，

姜寻把三册书用干净的棉布擦了一遍，放在柜台最显眼的位置。裴远声九点就到了，

比约定的时间早了整整一个小时。他走进书店的时候，脚步有些急，姜寻注意到他换了衣服，

穿了一件熨得很平整的白衬衫，像是要来参加一场重要的仪式。她把三册书递给他。

裴远声接过书，动作很轻很慢，像是捧着一团刚从灰烬里扒出来的余烬。他翻开上册的扉页，

看到父亲写给祖父的那行字，眼眶一下就红了。他又翻了几页，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批注，

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是用手指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那些笔迹，

好像那些凹陷的墨痕里有体温。他坐到柜台旁边的椅子上，把三册书摊在膝头，

一页一页地翻。姜寻给他倒了一杯茶，放在旁边，他没有喝。太阳从橱窗外面照进来，

照在白衬衫上，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。翻到《采薇》那一段的时候，他忽然开口了。

声音很低，像是在跟自己说：“我以前从来不知道，他在书里写了这么多东西。

他活着的时候不太爱说话，我以为他没那么多话，原来他所有的心里话都写在书上了。

”姜寻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人有时候是这样的，嘴说不出来的，笔写得出来。

”裴远声抬起头看她，眼睛里有泪光，但没有流下来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站起来：“姜寻，

谢谢你。这套书对我来说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你开个价，多少我都给。”“不要钱。”姜寻说，

“这本来就是我店里的东西，你父亲十几年前就找过了，是我母亲没有及时找到。

如果当时找到了，你父亲还能多看几年。”裴远声坚持要给，姜寻摆手拒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