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擦头发的动作停了一瞬。

我起身走到窗边，撩开窗帘一角往下看。

路灯昏黄的光线下，迟霖站在民宿门口的石板路上，穿着一件黑色大衣，领口竖起来挡住半张脸，正抬头往我窗户的方向看。

我没有开灯。窗帘只掀开了一条缝，从外面应该看不见我。

迟霖站了一会儿，从口袋里摸出手机，低头打字。

紧接着我的手机震了一下：“我知道你在看。”

我放下窗帘，回到床边坐下来。

我没有回消息，也没有拉黑这个新号码。

楼下传来了脚步声，沿着石板路渐渐远去，又渐渐消失。

第二天早上我下楼去工作室的时候，民宿前台的小姑娘递给我一个纸袋，用蹩脚的英文说：“一位先生留下的。”

纸袋打开，里面居然是一张黑卡。

还有一张纸条——“你想玩，我可以允许你先在这边玩一段时间。玩够了，再回去。”

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两秒，然后把便签纸扔了，将卡递还给小姑娘。

“麻烦你还给这位先生。”我对前台小姑娘笑了一下，“告诉他，我不会回去，也不需要他的允许。”

我推开门走进威尼斯的晨光里，水面泛着碎金一样的光，远处教堂的钟声一声接一声地响。

我没有回头。

我的参展作品最终定了一幅小型板面蛋彩画修复，原作是一幅十五世纪锡耶纳画派的无名作品，画的是圣母子像。

圣母怀中的婴儿耶稣手里攥着一朵雏菊，花瓣的红色几乎完全剥落，只留下模糊的底稿痕迹。

我调了三天颜色，试了七种不同的朱砂配比才找到最接近原始色层的那个浓度。

我把颜料点在试板上，对着自然光比对了一整个上午，最后点了头。

“就这个。”

贝尼尼来看了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走了。

但走出三步之后又退回来，伸手在试板上敲了两下，意思是“可以”。

我松了口气，低头继续工作。

就在我专注修复那朵雏菊花瓣的那天，国内有一篇报道传到了欧洲修复圈的小范围群里。

标题写的是“迟氏集团继承人迟霖现身威尼斯，疑为追回逃婚未婚妻”。

配图是一张偷拍——

迟霖站在一座教堂门口，侧脸被阳光切成明暗两半，表情看不清楚。

我没有在意。

迟霖的一切早就和我无关了。

但迟霖没有走。

他开始出现在教堂对面的咖啡馆里，每天下午三点，靠窗的位置，点一杯美式，坐一个小时。有时候拿着手机看，有时候带一本纸质书，大部分时候就那么坐着，看着教堂的门口。

我从教堂侧门进出，从不走正门。

但我知道他在。

那种被人注视的感觉像一根极细的丝线搭在后颈上，不疼，但你无法忽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