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孕产救助项目上线后，第一个月便帮助了七名女性。

其中一个女孩只有二十三岁。

她怀孕后被丈夫控制银行卡，连产检费都拿不出来。

工作人员及时为她安排住院，保住了孩子。

我是在项目季度报告里看到这件事的。

看到“母子平安”四个字时，我盯着屏幕许久。

胸口依旧会痛。

可那份痛里，第一次有了一点别的东西。

傅沉砚按照我的要求，没有把项目变成宣传自己的工具。

傅氏只公布援助标准和监督流程，不接受以他个人名义进行采访。

他还撤销了老宅原有的私人授权制度。

任何医疗决定都不得由管家、助理或家属代替本人作出。

集团内部也增加了专项费用双向确认程序。

这些改变无法挽回我的孩子。

但至少不会再有人因为一句“已经安排好了”，便被彻底隔绝在真相之外。

我与傅氏再次产生交集，是因为公司承接了救助项目的海外推广材料。

项目会由其他译员负责。

我却在终审时看见一份责任说明。

落款人是傅沉砚。

他在说明里没有提宋南枝的欺骗，而是详细列出自己的错误。

过度授权。

拒绝沟通。

以猜疑代替确认。

把给予物质当成完成照顾。

在妻子发出求助时，没有亲自查明情况。

最后一页写着：

“管理漏洞可以修补，生命无法重来。”

“作为资金设立者和家庭责任人，我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。”

我看完以后，将文件按原意译完。

没有删掉，也没有替他修饰。

项目发布当天，他只给我发来一条消息。

“谢谢。”

这是离婚后，他第一次直接联系我。

我没有回复。

他也没有继续发。

几天后，顾蓁问我：

“你是不是已经原谅他了？”

我摇头。

“承担责任，不代表伤害没有发生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愿意接傅氏的项目？”

我看着窗外。

“因为这个项目能救人。”

“不是因为他。”

顾蓁没有再问。

我也没有告诉她，看到那份责任说明时，我确实想起了很多年前那个把伞递给我的男人。

只是这一次，我没有把瞬间的心软误认为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