贺文柏低头看表。

“有件事录音里可能没说清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如果她六点前答应，我会带她离开宁州。”

我没有接话。

“不是一句试探。车票、项目合同、第一站的住宿，我都准备了。她只要签字，早上七点二十就能跟我走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她两点五十五分离开，没签。”

“所以你觉得她选了我？”

“至少她没选我。”

我站起身，把椅子推回桌下。

“这两句话不是一回事。”

贺文柏也站起来。

“她会找你很久。”

“那是她的决定。”

他拉起登机箱，又停下来。

“你取消得这么快，有没有一部分是自尊？怕她回来以后，你成了被比较却还接受的人。”

“有。”我说。

贺文柏显然没料到我会承认。

“但我不想为了显得大度，接受一份已经不信的承诺。”

“你一点都不想知道，如果那天你没取消，她会不会按时出现在婚礼上？”

我拿起外套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
“她会回来，化妆，走过通道，在所有人面前说愿意。”

贺文柏皱眉。

我推开咖啡店的门。

“也正因为她会，我才必须取消。”

十月二十四日下午，许清和在我公司楼下等了四十分钟。

她没有提前告诉我，只给前台留了姓名。会议结束后，我从旋转门出来，看见她坐在花坛边，膝盖上放着一个牛皮文件袋。

“我不是来堵你。”她先开口，“我发过消息，你没回。”

“在开会。”

“现在能谈十分钟吗？”

我看了眼时间：“走到停车场。”

她跟在我身边，没有像过去那样自然接过我的电脑包。

走到负一层，她把文件袋递给我。

里面有项目拒绝邮件、快递回执和一张旧声场钥匙的签收单。

最下面还有耳语文化的内部回避申请。

她在申请里写明，自己与远岸工作室负责人存在过私人关系，未来一年内不参与对方公司的选题采购、合同评审和人员推荐。部门负责人已经签字，旁边备注：如确需合作，须由另一名制作人独立负责。

“公司没有要求我写这么细。”她说，“是我以前总觉得，不说就等于没影响工作。现在我想把可能的冲突放到明面上。”

“会影响升职吗？”

“可能会影响明年的外部项目分配。”

“你自己决定的。”

“对。我不把这个损失算在你头上。”

“贺文柏的联系方式我也删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我把文件还给她：“不用给我留证明。”

“可你什么都不看，就会觉得我没做。”

“我相信你做了。”

“那为什么还不够？”

地下停车场的感应灯一排排亮起来。

她站在白线外，声音压得很低。

“呈安，我已经拒绝他了。不是因为他给不了未来，也不是因为项目换了人。我告诉他，以后不见、不合作、不保留私人联系方式。我现在很清楚，我选的是你。”